封城清零中造成的经济和民生问题涉及的层面极为宽广，但在缺乏政府救济的状况下又有谁考虑过老百姓的承受力极限？这在中国卫健委发布的疫情通报“感染人数”、“死亡人数”的统计数据中是完全看不到的。——题记 来源：议报 2020年3月11日，在疫情爆发数月后，世卫组织在指责声中无奈地宣布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从疫情发生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有余，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仍在承受这场看不见尽头的祸害。 今年2月1日，恰逢中国春节，久违的好消息是，欧盟27国率先迎来全面解封。在这过去的七百多个日夜——这段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的时光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事实上无论解封还是不解封，疫情已经明显地改变了我们传统的生活、工作、学习、娱乐和交往的方式和习惯，给我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在心理、情感、意识、甚至行为上都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阴影或创伤，全球经济遭受了或许比1930年代大萧条影响更广泛和持久的伤害。人类付出了巨大而且昂贵的多重代价，但我们至今仍然未能对疫情起源的确切原因获得在科学上可以确认的证据和结论。如果我们对于这么一场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大流行瘟疫连全方位的反思都不愿深入，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族群而言，还会有什么样的未来、什么样的进步呢？ 反思应该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在这场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中，政治不但对政府和医疗卫生等职能部门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防疫、抗疫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也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与此相关联的是，科学和技术在抗击疫情中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从政治和科技之间的关系与影响来反思防疫、抗疫的相关问题，应该说是一个具有相当意义的议题。 回顾这段两年多的抗疫历史，中国在疫情中不断使用强制措施来达到“清零”的目的，期间不乏采用过激的反人道的手段以实现非常极端的目标。出于人道的原因，这种方式曾经引发了海内外广泛的评论。2020年1月23日，武汉这个超过千万人口的大都市因为疫情爆发率先封城，顷刻便在全世界激发起新闻海啸。当时，在人类应对大规模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一无经验、二无时间进行充分研究的紧急状况下，假设撇开人权和人道主义等各种考量因素不谈，如果仅从官方发布的数据来看，武汉封城的抗疫效果应该说是明显的，封城后不久武汉就逐步走出了严重的疫情灾难。但是，时隔两年之后，全世界的科学家已经对新冠病毒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认识，在抗疫实践中积累了广泛的经验和教训，当西方国家逐步迎来全面解封的时刻，中国仍在坚持强制的封城清零政策，前不久实施封城清零的西安，是又一个人口超过千万的特大型城市。那么，时至今日，封城清零模式是否仍然是抗疫中一个值得首选的选项？ 如果缺乏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我们很难发现中国的抗疫模式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中国有不少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甚至是身在海外的留学生，一谈起中国的抗疫，总会感觉非常自豪。当西方发达国家新冠病毒的感染总数、死亡人数以惊人的速度节节攀升时，从中国官方发布的数据中可以看到中国仍然将庞大人口中的病毒感染和死亡数量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上。当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研发出“辉瑞”、“莫德纳”、“强生”、“阿斯利康”等新冠病毒疫苗时，中国也开发了像“国药”和“科兴”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冠病毒疫苗品牌并投入近乎强制性的全民接种。从表面上看，中国的抗疫成绩似乎已经完胜整个西方发达国家的抗疫水平了。 但事实果真如此简单、直白吗？即使不谈普世人权这种对中国大多数人过于遥远的话题，如果我们把每个个体最基本的权利纳入考量范围，都会对那些过于乐观的正面结论产生出种种疑虑。西安封城中一名怀孕8个月的孕妇只因为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的有效期超过了几个小时就被几家医院拒之门外，最终造成胎儿流产。还有一位西安网友发文说他父亲因心绞痛前往多家医院急诊，由于没有核酸检测报告被拒诊，最终因延误救治而死亡。这些例子引发起不小的舆情，类似的事例在武汉封城时也不时爆出，而更多的是无法计数的在隔离中需要急救的病人、焦急地等待手术的患者、期待接受放疗、透析治疗和希望解决缺医少药状况的各种病患。封城清零中造成的经济和民生问题涉及的层面更加宽广，但在缺乏政府救济的状况下又有谁考虑过老百姓的承受力极限？类似的事例如果没有自媒体突破新闻封锁进行传播，有多少人会知道在抗疫中民生是如此艰难？尽管自媒体不时传递出类似的信息，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知道那些造成严重后果的事件究竟发生过多少起。而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卫健委发布的疫情通报“感染人数”、“死亡人数”的统计数据中是完全看不到的。 总有一些人会说，强制清零中的一些过激做法看似有点野蛮粗暴，但从目前的效果看确实可以拯救更多人的生命。为了公共利益，总得牺牲一小部分人的私利。但我想问，如果强制清零中这些过激的行为导致你和你的家人必须先去牺牲那部分或小或大的“私利”，甚至必须牺牲对于个体来说无法承受的那种“私利”时，你又会怎么想？是否仍然觉得公平合理？我知道在人为的灾难还没有降临到一些人的头上时，在这种问题上仅凭三言两语是很难说服人的。但如果有人在这种问题上想要坚持争辩的话，我建议这些人先去花费一点时间阅读一篇很好的文章：《莫斯科运河上的沉思 》[1]，再仔细思考一下，道理就会越辩越明：为什么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一部分人的“私利”这种逻辑从人性和现代文明的价值观上看是不能被接受的。 根据在实施强制清零中已经暴露出的问题，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北京仍然坚持现行的抗疫模式，而新冠病毒却不会在短时期内自行消失，那么中国人民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必须去承受强制清零所带来的各种压力，从经济上、生活上、精神上、肉体上都会付出不菲的代价，这很可能会是一个具有相当过程的“长痛”。 “长痛”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病毒不断产生变异、感染率上升，现行疫苗对变异病毒的有效率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如果人类在科学技术上对新冠病毒的预防和治疗没有获得突破性的进展，“长痛”只是把疫情曲线在时间长轴上暂时拉平，从长期来看总的感染率和死亡率或许未必会有显著降低。这虽然可以暂时减轻医疗卫生系统面对疫情爆发而产生的压力，但对社会和个人而言，在经济、生活和其他方方面面付出的代价或许会更久、更高。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可能改变目前这种复杂状况的，尽管人类战胜病毒的道路还非常漫长。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即使是在疫情期间，如果得以正确运用，科学技术可以使得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变得更人道，更具人性化，更有可能实现人权所赋予个体应得的最基本的保障。 人类与微生物、传染病的抗争已经经历了长久的过程，也留下了一部悲壮的历史。直到最近几十年，人类才真正有能力利用科技的力量与各种微生物展开激烈的较量。中国曾经也有过享誉世界的病毒学家，汤飞凡教授对病毒与衣原体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作出过非常重要的贡献，1955年他成功分离出砂眼衣原体，被认为是世界上首次分离出砂眼衣原体。汤飞凡主持创建了中国最早的抗生素生产机构，在他的领导下，中国还研发生产了国产狂犬病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和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挽救了无数中国人的生命和健康，但他自己却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自杀身亡。而汤飞凡取得如此卓越的成绩，几乎全在1949年前的中华民国时期完成或奠定基础的。这足见一个败坏的国家制度对科学产生的破坏力是多么巨大，而这种破坏的间接影响则范围更大也更难估量。尽管政治影响着抗疫和科技的发展，有意思的是，历史上由疫情改变政局的事例也屡见不鲜，有历史学家认为，1641年中国北方流行的一场严重鼠疫疫情是导致明朝皇权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 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对流行病的防控和治疗、对患者予以人性化关怀，其作用和意义不言而喻。问题是，虽然中国利用科技的能力并不算落后，政府能够在区区几年的时间内就把数字监控的各种方式布控落实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疆土上而且几乎达到无死角的程度，但中国的权力层是否真有这样的意愿，并具有这样的能力，用科学的眼光引领中国的科技力量把抗疫作为第一要务，用科学的方式去应对疫情？不仅如此，如果考虑到有可能发生的更糟的情况，假设权力才疏学浅又刚愎自用，不思进取还顽固僵化，仅凭听汇报、想当然就去为抗疫指明方向，那么情况又会变得怎样？当世界正在优先利用科学和技术全力以赴地与新冠病毒拼搏时，在专制气氛中慢性窒息的官僚科研体系是否还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 我们看到过很多政治直接干预抗疫的案例，既有正面的例子，也有负面的例子，事实上政治对抗疫的间接影响会更广泛，也更持久。政治制度对科学技术的影响可谓渊源流长，科技的进步根植于自由的土壤已经成为人类最基本的共识，而腐朽的体制对真理的抹杀也可谓是绝无例外的常识。疫情期间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在科学技术的指导下实行人性化的抗疫政策是文明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又为人类早日制服肆虐的疫情，为未来更健康、更安全地生活提供有力的保障。 2021年11月4日，克莱尔·沃尔希（Claire Walsh）、保罗·塔福罗（Paul Tafforeau）和其他16位科学家在《自然》期刊的《自然-方法》（Nature Methods）上发表了“Imaging intact human organs with local resolution of cellular structures using hierarchical phase-contrast tomography”[2]（《使用分层对比断层扫描获得局部细胞结构分辨率的人体器官无损伤成像》）这篇论文。而这篇论文产生的背景是在新冠病毒疫情流行后，欧洲一群来自英、法、德等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在自由的环境下通力合作，从研究一位死亡的54岁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受损的肺开始，利用同步加速器产生出强劲的X射线获得受损肺叶的“HIP-CT”3D影像，分辨率达到惊人的亚细胞和基因级（Sub-Cellular and Genetic Levels）程度，震惊了参与研究的医学影像学专家。之后研究团队利用这一突破性技术开始创建人体器官的3D图库（Organ Atlas），近期目标是建立起整个人体模型。这相当于建立一个像谷歌地球（Google Earth）那样的数字地球仪但分辨率要精细得多的三维人体视觉模型，让人们能够对人体某个局部以微米（μm）级别的分辨率进行放大并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全方位观察，这对医学研究的价值和重要性可想而知。 伦敦大学学院（UCL）网站上在“HIP-CT”字条下对HIP-CT（Hierarchical Phase-Contrast Tomography，分层对比断层扫描）作了介绍，并提供了非常直观的影像资料。目前HIP-CT技术已经能够把人体器官和组织演化成为如同艺术品一般细腻和丰富的彩色3D高分辨率影像，对人体全身3D扫描的分辨率提高到了25微米的级别。据介绍，其全身扫描的分辨率比现有的医用CT提高了10倍，局部扫描分辨率比现有医用CT提高了100倍。随着HIP-CT技术的逐步成熟、应用和发展，这一创新成果有可能会使目前的医学影像技术获得革命性的变化，对未来医学研究、诊断、治疗、教学和实习都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并在商业上有望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如果读者对HIP-CT技术和图像有兴趣的话，不妨通过注释[3]中提供的链接，直接阅读和观看伦敦大学学院提供的文字和图像资料去作一个初步了解。 图片说明：通过HIP-CT技术获得的一名因感染COVID-19死亡的54岁患者肺叶的高分辨率三维模型（网络图片图像分辨率已大幅度压缩），病毒侵入肺部后阻塞的血管呈黄色。通过本文注释[3]提供的伦敦大学学院的网页链接，读者可以在视频中观看该三维模型放大后的效果。（图片来源于网络） HIP-CT技术是人类在政治自由的环境下协力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中获得的多个重要科技成果中又一个鲜明的亮点。这一技术能够有幸得以产生，其中还涉及到有关学术自由、共同的价值观、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和发展、科学技术的伦理与道德等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当HIP-CT影像的论文公开发表并引起各界人士越来越多的关注时，中文社交媒体上同样也在流传一张令人吃惊的照片，中国某家医院召开年会时会场主席台上方悬挂的横幅竟是“手术室里都是钱！”而前两年曝光的医院医生合作参与人体器官盗卖和非法器官移植的问题更是触目惊心，但愿这些仅仅只是为数不多的“害群之马”的所作所为。但当腐败泛滥、监管缺失、司法黑恶、道德沦丧，“害群之马”不断奔腾而出时，难道我们不应该去问一声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一样是在新冠病毒疫情肆虐的当下，前例与后例两者相比，两种不同社会的生态差异立刻判若云泥。尽管这确属两种极端的情况，或许还不足以凭此来表明两种不同社会各自所具的普遍性，但是，在如此巨大的现实反差之下，我们凭什么还有底气可以为这样的现状感到自豪？凭什么用这样的社会现实去向世界展示并输出那种所谓的制度优越性？去共建这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非常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从各种新闻中仍然可以看到，中国全国各地广泛使用的主要抗疫手段还是在延续政府强制执行的全员核酸检测、封锁隔离和清零。暂且撇开全员核酸检测这种劳民伤财举措的动机、目的、意义、有效性、合理性和科学性不谈，两年多时间过去了，现在使用的这些抗疫手法与当年武汉封城时使用的方法相比，从科学和技术上取得了多大的实质性进步？在临床医学上，除了在权力意志下倡导的所谓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病毒肺炎和钟南山院士曾经广泛推荐的莲花清瘟胶囊这些令人生疑的“创新”外，也未有听到过中国的医疗和科研人员在新冠病毒肺炎的检测、诊断、药物、治疗和研究上有过世界公认的重要发明和发现。 但这只是中国医疗和科研人员无能和不思进取的结果吗？最近河南省生殖医院——中国一家名不见经传、也并非是新冠病毒肺炎的定点治疗医院，发出的一条上百字的微博，却非常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条微博写道：“#英国宣布取消大部分新冠限制措施# 从最早提出群体免疫到依据新冠传播模式防疫，从疫苗研发到全民补助，大英帝国始终走在世界前列。近二十年来，唱衰日不落的人很多，但何为先进？何为落后？不是GDP、核武器、高铁，而是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人民福利。” 这条微博可谓是讲到了问题的关键。可见即使是一家再普通不过的医院，其医护人员和许多清醒的国民一样，并非真的不懂中国长久以来对许多重要问题无解的根源所在。从随后医院的微博账号被禁言、医院当天就发布“致歉信”这些迫不及待的后续处理上也可以看出，真正阻碍中国进步的那只黑手来自何方其实已经一目了然。 显而易见，北京的权力层很难正视自身和制度性的错误和缺点，也难以正视他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优点。权力宁愿通过封锁网络阻断信息的自由流动，让人民造成认知偏差来产生出盲目乐观的自豪感，也不愿正视现实中存在的巨大差距。但这样的状况最终带来的，必定是不可避免的更加强烈的整体失落。2月1日中国春节当天，国家男子足球队一比三溃败于越南队，引发了一阵排山倒海般的舆情。中国男足确实烂，但当政治、司法、社会、金融、经济、教育、医疗、科研、文化、道德也都很烂，甚至更烂却还不能加以评论、不许言说，指出问题的根源会受到严厉处罚时，那么这样的国家只能在各个领域变得更烂、更无希望。 抗击疫情离不开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来指导，更离不开文明的政治制度作保障。许多人总以为科学和技术是无关于政治的，但当科学和技术必须首先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服务时，科技工作者自身便已失去了独立、自主、客观和公正的科学精神，产出的自然是被各种利益所扭曲了的“成果”。政治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科技的进步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而缺乏自由的环境同样也会对科技的研发创新和我们的生活在潜移默化中造成巨大的损害。 注释： [1] 《莫斯科运河上的沉思》 作者：吴道平 《华夏文摘》 2021年12月12日。 http://hx.cnd.org/?p=204376 [2] Imaging … Continue reading 张智斌：大流行下的封锁、清零和解封：政治、抗疫和科技的关系及影响